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发布时间：2008-12-22 17:23:00 访问次数: 张荣臣 李海洋 信息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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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党建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兴起，从摸索试点到经验推广，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认真回顾社区党建探索的历程，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分析现存的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意义重大。
一、社区党建的提出及发展
最早提出“社区”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55～1936)认为，社区是指那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社区党建”，在概念上是相对原来的“单位党建”而言的，是一种 “组织内建组织”的形态模式。也就是说，社区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形式，社区党建的工作主要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以居民区党支部为基础，社区全体党员为主体，社区内各类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带有地域特点的基层党建工作。也就是由街道工委组织、协调和指导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和在职党员所开展的基层党建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建设，各地城市基层政府设立了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并且按照居民的居住地区成立居民委员会，从而形成了区、街、居三级行政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渐渐深入。1986年初，民政部从探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高度，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的任务，第一次把“社区”的概念引入实际生活。1991年民政部根据社区服务范围扩大化的形势，首次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
在我国，社区党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城市居民区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党员的流动性大为增强，特别是以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为主要特征的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及其管理人员的急剧增加，使社区党组织党员教育和管理的对象、范围、层次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样，职工对企业、事业单位的依存程度弱化，正逐步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这使人的活动空间扩展，社会关系增多，流动性加强，人们要求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发挥作用。如何加强对党员的管理，成为社区党建的重要工作。相应地，由于社区本身的局限性，街道社区承担许多繁重工作，这是社区所无力独立承担的，需要街道党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为此，中组部在1996年印发了《关于加强街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了街道党的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街道党组织的地位和主要职责，并先后印发了上海市长宁区委华阳路街道、天津市河西区马场街等地街道党委加强社区党的建设的经验。 随后，1999年和2000年，中组部又先后在上海、北京召开了全国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研讨会，对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并实行分类指导。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城市社区基层党建工作高度重视，强调要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2004年9月，中组部在天津召开了全国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不断提高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扩大党在城市工作的覆盖面，为创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不久，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中央对社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社区党建工作已经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全面展开，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二、社区党建的探索和经验
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蓬勃发展，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社区党建方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做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模式，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社区党建主要有沈阳模式、上海模式和江汉模式。
1999年初，沈阳市根据社区要素，从有利于社区管理和自治、有利于社区资源的充分利用出发，调整了原有的居委会规模和重新组建了社区，逐步建立起以居住地为特征，由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群众自治管理的区域性文明小社会，这种做法被称为“沈阳模式”。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上海 238万退休人员和300多万流动人口进入社区（其中包括相对集中在本市 30多个国际化社区的国外、境外人员近 30万人），数十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回归社区，共产生各类新经济组织 40多万家，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 18000多家。在新形势面前，上海各街道、乡镇普遍成立了综合党委或非公经济组织党总支，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贯通的工作网络，形成工商、科委、工青妇等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群众团体齐抓共管的格局。这被称为上海模式。一般认为，“社区党建”的概念就在这个背景下由上海市委在1996年首先提出来的。为了拓宽党的工作领域，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战略调整，上海市委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社区党建的新思路，并在1997年下发了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意见，社区党建工作全面展开。
江汉模式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的做法，他们一方面，运用街校共建、军地共建、警民共建、企居共建等多种形式，推进驻区单位党组织与社区党支部之间的“结对共建”；另一方面，探索区域性社区党建的有效形式，形成区域性社区党建工作板块。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江汉区逐步形成了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以社区党组织为基础，以服务群众为重点，辖区单位党组织、党员和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资源共享，条块结合的社区党建工作区域化的新格局。
当然，用模式来概括各地的做法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也都有自己的探索。
三、社区党建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虽然各地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加速，我国社区建设毕竟还处于完善阶段，社区党建相应地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有一个完善的社区党建的模式，社区党建仍具有很强的过渡性，从单位党建到社区党建的发展还处于中间阶段。一是对社区党建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二是社区党员管理教育任务比较繁重。
和谐社会的基础在基层，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怎样抓好和谐基层的工作，尤其是抓好城市社区的和谐，是人们都在摸索的。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和现实状况来看，解决目前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打破传统单位体制的束缚，建立健全适应新时期需要的社区党建工作的体制和运行机制。
一是推动街道党工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机制化建设。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是相对于传统的以单位为依托的基层党建工作格局而言的，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解决单位和社区党组织对党员管理“两张皮”的问题。街道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不仅体现在对辖区内社区党组织的领导，还体现在对驻街单位社区党建共建工作的协调、指导以及与在职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的协调，目前这方面还缺乏规范化的体制和机制作保障。街道党工委一方面要向社区“放权”，努力寻求促进社区党组织和自治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另一方面要向驻街单位和在职党员所在单位“要权”，即要积极推动党建共建体制与机制的规范化，在不干涉各单位党组织内部事务的前提下，在社区党建的共建活动中能够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二是推进社区“党建共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社区“党建共建”既需要社区党组织、党员的参与，也离不开驻街单位包括新经济组织、社会团体的参与，还离不开在职党员、流动党员所属党组织的合作。实际上，社区“党建共建”是一个“大党建”的概念。建立和完善社区“党建共建”机制是当前社区党建工作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当前社区党建面临的最复杂、最困难、最富于挑战性的一项工作。当然，要建立和完善社区“党建共建”的体制和机制，单靠社区党组织自己还是远远不够的。
三是构筑新的载体，办好社区服务事业。社区各级党组织作为“地区性、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工作的主导力量，要坚持把服务群众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社区党组织得到群众支持、发挥其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功能的关键所在。要从社区实际出发，不断创建适应新的需要的新型社区党建工作的载体与平台，使社区服务事业的开展有着宽广的舞台。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社区功能不断扩大，原有单位制模式下的各种社会事务，由单位统包转向社会管理，社区逐步承担起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因此，建设和谐社区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社区党建必须坚持不断改革和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探索新途径，解决新问题，积聚新力量，常抓不放，力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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